在“堰垭整编”之时，中共湘西前委贯彻中央的路线，确定向鄂西南地区游击的计划，即：要扩大游击区域，不局限于一隅；要争取土著武装“神兵”，壮大革命队伍，进行武装割据。中共湘西前委研究对具有反抗精神的农民“神兵”的政策。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采取区别对待政策，对于“神兵”首领实行分化，打击顽固首领；吸收下层有觉悟的群众，使之成为党和革命武装的群众。因此，堰垭整编积累改造和利用地方武装的经验。“堰垭整编”结束以后，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主力北进鄂西南地区收编部分“神兵”队伍，留下贺英领导的湘鄂边游队在太坪镇锅儿台等后方坚持革命斗争。贺龙军长给谷德桃十多条长枪，任命她为鹤峰县七郎坪游击队队长。

通过“堰垭整编”，加强了军队党的领导，加强了军队的政治工作，严格了党员的组织管理，提高了战士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因此，“堰垭整编”为军队恢复铺平道路，是湘鄂边红四军发展史上的转折点，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堰垭整编”堰垭整编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一是形成了党的坚强领导，为军队发展提供组织保障。二是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了指战员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三是优化了军队的管理机构，充实了军队的基层骨干。四是纯洁了队伍，精简了官兵，提高了战斗力。贺龙在1961年2月向写二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谈到湘鄂西武装斗争历史时说：“1928年那次石门失败转到鹤峰大山里的时候，若没有我大姐的支援，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石门垮后比较苦，我身上的衣服都换不下来……脑子也清醒了些，个人英雄的骄傲劲头也减少了。我把廖卓然、陈协平、张一鸣等召集在一起找我姐姐（贺英）谈，我姐姐说要好好整顿队伍。就整了三个月，共九个班，每个班都有党员，也有团员。廖卓然当排长，王炳南当大队长。”

五、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转战于鄂西南

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在堰垭整编以后重整旗鼓，得以发展。中共湘西前委根据中共施鹤特委来信，决定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向鄂西南开展游击活动，利用各种矛盾，争取上层人物，团结下层“神兵”，并且沿途吸收、改造农民自卫军和土著武装，发展工农武装队伍，扩大政治影响，打开湘鄂边区斗争的局面。贺龙是中国共产党较早改造、利用“神兵”的领导人。中共湘鄂西前委和贺龙通过争取和教育“神兵”，使其转变成革命战士，壮大革命武装力量。这是贺龙的创举，对创建湘鄂边苏区发挥重要作用。

1928年11月24日，贺龙带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指战员从堰垭的梅坪出发，到达鹤峰县王家河贺龙的小外公王猶强的家里。王猶强请人杀了一头肥猪，为亲人们接风洗尘。次日，贺龙带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指战员又从王家河出发，冲过宣恩县沙道沟，于11月29日到达宣恩县晓关的禹王宫，收编乾文统带领的农民武装“神兵”40余名。12月3日，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抵达利川县老屋基，会合中共施鹤特委书记杨维藩部，共同召开联席会议。在此会后，中共湘西前委派人到咸丰县黑洞，说服“神兵”李宝山之部属90多人加入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中共湘鄂西前委决定智取利川县汪家营。工农革命军指战员于12月14日前往汪家营团防院，贺龙和王炳南跨门进去，几十人分成两排鱼贯而入。进到院里，汪家营团总李长清（即铁拐李）向“王胡子”行礼之时，王炳南拔出匕首，对他后背猛刺一刀。廖排长指挥两排战士对付团防兵，把他们拦腰抱住。门外的20多人一拥而入，其余团丁50多人看着工农革命军战士缴获架着的20多支枪。贺龙发表接受神兵参加工农革命军的讲话以后，40多名俘虏表示愿意留下干革命。至此，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又有400多个人、200多支枪。于是，增设“神兵特科大队”，杨维藩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一神兵特科大队大队长。12月16日，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指战员抵达利川县柏杨坝，在此开仓济贫。12月24日，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指战员东出袭占建始县城，击毙建始县长陆祖贽等50余人，缴枪50余支，处决几个贪官污吏。12月28日，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在建始县官店口收编郭春青所带农民自卫军80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