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期禽兽纹梳妆照容用具铜镜，直径22厘米，厚2厘米，重1550克。为圆形、半球形圆钮，钮座之外配置一羊、两龙、两虎。其外环绕一周铭文，隶文共计54字，其内容为：“张氏作镜大无伤，长保二亲乐未央；八子九孙居高堂，左龙右虎主四旁，朱雀玄武仙人羊；为吏宜官至侯王，上有辟邪去不阳〈祥〉，从今世世昌）。” 2003年7月，永定区张家界航校工地水井中出土明代铜质生活用具铜熨斗。口径14厘米，底径11厘米，通高4厘米，柄长28厘米，重605克。敞口鼓腹平底，腹部饰一弦纹；底部刻划铭文：“成化十七年口置”。 永定区还出土明代双耳缸形铜壶1把和清代提梁铜锡壶3把、折肩锡执壶2把、锡酒杯2个。

   澧水流域罕见用铜板或者黄铜片打制铜壶、铜锅、铜铲、铜盆、铜管等各种器件和修理各种铜器的铜匠。铜匠作业，之所以称之为“打制”，是因铜匠并不炼铜，只是以铜板或者黄铜片为原材料，用锤子等工具打出诸如铜锣、铜瓢、铜罐、铜锁和铜茶盘之类的器皿。铜匠按营业方式分，有两种：一种是没有店铺作坊的铜匠，挑一副铜匠挑子出门，走街串巷。有店铺作坊的铜匠都有自己的炉子，如加工铜烟壶、铜唢呐嘴，制作铜杯、铜器具，需要熔化各种铜原料。慈利县溪口镇溪口老街“铜匠店”铜匠谭福林能用手工制作铜壶。加工器皿以铜壶为主，虽为手工产品，但谭师傅用沉淀五十年的工艺制作的铜器非常精美—龙形壶嘴栩栩如生，壶口还有一个上下浮动的铜球。抛光的表面堪比明镜，雕刻的花鸟似要跃出壶身。铜壶手工制作技艺，需经剪裁、捶型、精锻、修型、錾刻、焊接等十几道工序和勾、落、串、点、台、压、采、丝等十多种工艺技法，成千上万次捶打制作而成，其工序为：配料熔炉—翻砂造型—主坯打制—毛坯成型—锻打—雕花刻字—安装壶嘴珠—打磨—定色—成品。整个工序中，雕刻最为繁琐。在壶身画上图案之后，需把篆头紧靠壶身，用锤头敲打，从而走线。每雕刻一下，篆头走两到三毫米。

   战国时期，澧水流域出现开采铁矿、冶铁技术，开始制造和使用铁器，促进生产力发展。锻造铁器或者打铁的工匠被称为“铁匠”。铁工以铁块为原料，靠铁锤制造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1999年2月，1987年，桑植县澧源镇朱家台村战国墓中出土铁器2件、铜器2件，具有土著文化元素。1992年8月，桑植县澧源镇战国墓中出土一把铁锄，侈刃。2022年8月，桑植县澧源镇朱家坪村官田遗址发现南方地区面积最大的汉晋时期铁器生产场址，形态独特的铁器加工炉系首次在南方地区发现。官田铸铁作坊遗址是以生铁为原料，集熔铁、铸造、退火、锻造、精炼等工艺为一体，并且兼营铸铜的多金属生产作坊。其中，一座长方形地穴加工炉形制规整，是遗址中规格最大地穴加工炉遗迹。在西壁排列有4个间隔有序的鼓风口，其周边区域已烧成青灰色。炉内仍有石块、石板等堆积，坑底保存厚约0.1米的炭屑。打铁是辛苦的行当，打制一件铁具，不仅经过选料、加温、锤打、淬火等多道工序，而且反复锤打，才能打造理想成品。铁匠用来打铁的工具有风箱、炉膛、铁墩、铁钳和铁锤等。铁匠都有铁匠铺，有座用来煅烧铁坯的火炉，在火炉的连接处有个手拉风箱。铁匠劳动强度很大，一手用铁钳夹铁，一手高举铁锤，在铁墩上把红铁锤成产品。铁匠打造的产品有挖锄、薅锄、镰刀、钉耙、耙凿等生产工具和菜刀、柴刀、斧头、凿子、梭镖、虎叉等生活用品。慈利县江垭镇九溪卫古城兴国寺梅花殿旁，仍有两口明代铁钟。在桑植县白石乡发现的清代嘉庆年间凤仙山庙铁钟，高1.2米，重千余斤。据清代《光绪永定县乡土志》载：“铁矿，大宗，常产。本境铁矿以县西北诸山为著，国朝雍正十三年（1735年），题准人民自行开采。乾隆八年（1743年），题准附近居民农隙刨挖，以供农器之用。如有余铁，准往邻境售卖，免其科税。自开采后，铁厂颇多，然皆在茅岗司界内。土司世袭，例取税铁。计茅岗共有四十八厂，分大炉、小炉开铸。如官塔、竹（驻）马溪、青岩山（垴）等地，向俱产铁，运处客商出资本收采，甚有利益。”可见，在清代初期，永定县仙河街道码头，方便客商用船装卸铁矿、铁器，促进炼铁产业发展，致使永定县出现铁炉林立、商贸繁荣现象。1915年，大庸县聂吉成在青安坪大米界建炉一座，冶炼铜块。1928年，红四军军长贺龙派遣经理处处长徐才广在慈利县官地坪组建“红四军军械厂”。1931年，朱华生创建慈利县兵工厂，制造武器。新中国建立初期，各级人民政府恢复工业生产。1952年，创办大庸县大永锅厂。1956年，建立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工人阶级积极发展地方工业，扩建、新建工矿企业。慈利县建立复圣锅厂、合力陶器厂；1957年，创建桑植县利必溪铁厂。1958年，开展全